文 / 子玉 从某种程度上说，秦国的涅槃重生，以及席卷六合的霸业，都离不开其背后的人才战略。换句话说，秦国之所以能够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，并非单靠土地、兵力，而是因为它懂得汇聚天下英才。追溯得更远，秦穆公能够在诸侯之中独占鳌头，正是得益于百里奚、蹇叔、公孙枝等外来贤士的鼎力相助。
李斯在《谏逐客书》中曾有经典论述：秦孝公用商鞅变法，移风易俗，国富民强，使秦国彻底实现了逆袭；秦惠文王用张仪之计，不仅瓦解六国合纵大计，更是拓展疆域，西并巴蜀，北收上郡，南取汉中，东据成皋；秦昭王用范雎，以‘远交近攻’策略，逐步蚕食诸侯，初步奠定帝业基础。 每一个人才，都在秦国的关键历史节点上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人绝大多数并非秦国土生土长，却用智慧与胆识为秦国的崛起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。这一现实，使嬴政在掌权初期迅速意识到，若继续实行逐客令，拒绝六国之才进入秦国，他就可能亲手关闭了统一天下的大门。于是，他果断废除逐客令，召回那些行至半途的贤士。亲政后的嬴政，面对的每一件事都如泰山压顶：嫪毐叛乱、吕不韦风波、郑国事件……件件紧迫，逼得他几乎喘不过气。在秦国宗室与外来人才的博弈中，他曾一度做出错误决策，幸而在李斯的提醒下，及时调整方向，才保住了国家未来的可能。 反观战国初期最为强盛的魏国，其衰落直接源于人才流失。首当其冲的便是吴起。吴起属于那种兵法与治国兼备的全才。尽管江湖声誉不算完美，魏文侯仍大胆启用他，因其治兵之能远胜司马穰苴。吴起受命为将军，攻秦一战便夺下五座城池，魏国在此设立西河郡，他任太守，并对兵制进行改革，创建了后来驰名的魏武卒。吴起麾下精锐，征战七十六场，胜六十四场，其余多为平局，为魏国开疆拓土千里。只要魏国不犯原则性错误，其称霸一方并非不可想象。 然而，吴起最终在内斗中被魏武侯弃用，离开西河郡时哭成泪人：若君信任我，我必能助魏王称王，可惜君上听信谗言抛弃我，河西之地不久必被秦国夺去，魏国也将由盛转衰。事实证明，他的忧虑完全正确。吴起投楚后，楚悼亡重用其主持变法，楚国兵震天下，威服诸侯，平定百越，灭掉陈蔡，迅速跃升七雄之列。魏武侯之失策，恰恰印证了用人不察，国家难保的古训。同样，公叔痤在临终前力荐卫鞅，告诫魏惠王：此人有定国之才，望大王死后任其为丞相，举国听命；若不用，亦应置之死地，免其被他国所用。魏惠王却以老糊涂驳之，卫鞅从此被忽视。多年后，当秦国收复河西，魏都迁至大梁，魏惠王方悔恨莫及：当年若听公叔之言，便不会葬送国家。果不其然，吴起的预言应验，魏国从此走向衰弱。 而孙膑，同样是魏国流失的人才。庞涓将其引入魏国，却非为共享荣华，而是施压摧残，使其成残疾人，所有过程尽在魏王眼皮下。若魏王稍有洞察，孙膑的大才完全可用来保国。后来，孙膑主持的桂陵、马陵两大战役，直接导致魏军惨败，从强国之位陨落。 范雎的遭遇亦是典型。魏国人才能够脱颖而出，却因缺乏门路与经费，被迫依附中大夫须贾，甚至差点丧命。出使齐国时，齐襄王赏识他，赐黄金、美酒，而魏国上下却因疑心和偏听一面之词，将其毒打至濒死，甚至弃于厕所。范雎逃至秦国后，制定远交近攻政策，魏国成为直接受害者。若魏国有人善用人才，早可避免国运衰落。 魏国盛产人才，却无一能得到重用，几乎全数流向他国，助力敌国强盛。翻开《秦始皇本纪》，便可见大梁人尉缭被秦王任命为国尉，策划以金钱贿赂六国贵族，破坏合纵大计，亦是魏国失去的英才。尉缭与李斯心思相通，皆因魏国无法伸展抱负而投秦，为秦国建立霸业贡献力量。这段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人才是国家兴衰的根本。秦国之所以崛起，魏国之所以衰落，皆源于人才机制的成败与用人之道的远见与短视。秦国得贤士而胜，魏国失人才而败，历史的教训，至今仍让人深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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